医生不准拿红包但要卖命干活

8月19日-21日，由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主办的中国卫生论坛在北京举办，作为该论坛的核心议题之一，8月21日上午举办的市长圆桌会议、院长圆桌会议、企业家圆桌会议分别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医改的热点、难点问题。搜狐网健康频道全程参会报道，以下为部分嘉宾精彩发言摘要。

发言嘉宾:王玉琦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第一，改革的理论谈了这么多，现在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更加不能用口号来代替实际操作的政策或者是方法。看病难、看病贵是口号，没有定义什么是难，什么是贵。比如要保证基本医疗，什么叫基本？人的生命最基本的，现在农村的一个人遇到车祸，在生和死之间，要送到重症监护室，县医院不行，要送到地区一级，地区一级不行，是不是要送到省一级？监护室进不进？要进的话每天万八千块钱，不进的话马上就死，你说这个问题是基本医疗还是非基本医疗？我想应该是非基本医疗，抢救了一个月，几十万花出去人最后死了，我想你一个乡镇的医疗保险费用都被他拖完了。我不是说这个人不要抢救，只是我们一天到晚讲基本医疗，什么叫基本医疗？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

第二，我们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十七大的两条，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是科学发展观，这都是明确的写入了党章。但是好像卫生系统的从业人员，包括医务人员都不在这个以人为本的人里面，好像把它对立起来了。大家都是人民群众，都是一个大写的人，讲到以服务对象为中心，这个服务的主体就成了罪犯。

我们改革的目标是让卫生系统的从业人员有积极性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性，说的俗一点，就是要让医务人员能够给院长卖力，给政府卖力，给老百姓做好医疗工作。你天天打他，天天骂他，你管头管脚，他自己一点积极性也没有，一点创造性也没有，这个工作是做不好的。所以要把提高卫生系统从业人员、广大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作为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实际上文件里面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操作起来可能限制的比鼓励的要多。说老实话还是不相信医务人员，就怕他们拿红包，就怕他们拿回扣，就怕他们态度不好。

第三，在医院操作方面，我觉得应该有统一有不统一，有规范有不规范。每个医院的重点是什么？他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多发展一点？往哪个方向少发展一点，这是自己的事情，上面用不着管这么多。医院里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政策，只要政策好，政策宽松，下面有积极性，有空间，卫生事业就会办得越来越好。把政策限死了，光给钱没用，政策比钱更有用。

第四，不能亏待护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前每年辞职的护士大概40到50人。在家里面是独生子女，到医院要伺候病人，态度还要好，关键还要上夜班，苦得不得了，待遇就是这么多，一个夜班费5块钱，一个月就是三四百块钱奖金，所以很多人不干了，每年辞职四五十个，难以维系。我们医院里面在总体的改革分配的时候，就采取了稳定护士队伍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上夜班护士的奖金最起码是不上夜班的两倍，护士就愿意了，如果不上夜班就钱少，想钱多就回来上夜班。现在我们的护士几乎没有人再辞职了。当然水涨船高，今天不辞职，一直这个水平的话也可能明天就会辞职，这也很难说。所以国家在人事配套政策方面要跟上，不光是卫生部给我们提要求。

第五，据我了解，我们国内有些高等医药院校每年招生都是几千人，我们的卫生从业人员一年大概需要多少？招生应该大概招多少？我觉得卫生部要有一个总体的估计和了解，不要形成医学生都去卖药、卖器材、卖设备的怪现象，他要卖这个东西让他去学医疗器械，让他去学销售，用不着学医，这是很大的浪费。把大学作为一个待业的缓冲阶段，这个对于我们职业教育的医学来说是非常不利的。